撰文：刘红林

乾隆四十二年的夏天，运城盐池的水面褪去了往年的碧色，裸露出一层层刺眼的盐壳，仿佛大地在烈日下蜕去的旧皮。

池边的曹德海站在盐场门口，望着伙计们挑着一筐筐盐入库，心里却像那池水一样干涸。明日便是盐运司来催缴盐课的日子。没有那张半尺长的盐票，他再多的盐也只是禁品，出不了关卡，走不出运城。

在盐池的世界里，盐票是通行证，是财富的钥匙，也是官府的枷锁。盐票用黄麻纸制成，印着「河东盐运司」的朱红官印，背后写着商号、票数和课银，看似轻盈，却是盐商一年的生死线。

史载运城盐池，年产盐近五百万担，约占全国总产的十分之一。河东盐课占山西省财政的三成（《清代盐政史料汇编》卷五）。盐池的盐，不只是百姓桌上的调味，更是官府的军饷，是王朝的命脉。

钱穆在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中写道：「运城盐池已是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。」4700 多年前，黄帝战胜蚩尤后，将国都迁至安邑盐池附近，开启了池盐的开发利用，为华夏基业奠下了第一根桩。此后尧、舜、禹在此建都。春秋时称「盐邑」，战国称「盐氏」，汉代称「司盐城」「盐监城」，元代叫「凤凰城」，明代又称「运司城」。因盐运而设城，中国仅此一处。

曹德海记得父亲临终前说过：「咱做的不是盐生意，是盐票生意。没了盐票，挑再多的盐也是挑刀子。」

盐票的设立，可追溯到明洪武年间的「开中法」。从那时起，国家便用一纸盐票把盐池的财富握在手中。

盐票既是流通的凭证，也是朝廷盐税的收据，是国家财政的命脉。然而乾隆年间，随着票号兴起、驿道繁荣，盐票的性质悄然生变：不再只是兑盐的凭证，也成了商人倒卖的对象。

盐商们学会了新的生意：拿到盐票，不急着兑盐，而是转手卖人，赚取差价。倒引、拼引、转卖，盐票在茶楼酒肆里倒来倒去，成了另一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「金融票据」。

《清代盐政史料汇编》记载：「票商倒引之风，积习日深，至有银票盐票互易，官课屡失。」盐票，本是官府掌控盐池的工具，却在市场的缝隙中长出枝丫。乾隆三十七年，运城盐池爆发倒引大案，连盐运司的官吏也卷入其中。奏折里写道：「倒引一案，累官数十，牵商数百，盐课断流，库银亏空。」（《清代盐政档案辑录》卷三十二）

可官府的算盘从未停过。

倒引扰乱了市场，却也成了财政的润滑剂。倒引交易的「手续费」、官吏的分利，成了地方盐课的隐性来源。河东盐运使在乾隆四十二年的奏折里写道：「倒引虽属弊病，然课银尚可征得，苛禁恐致断流，尤恐盐引之用无继。」